2021年9月10日，人民银行广州分行等6部门印发《粤港澳大湾区“跨境理财通”业务试点实施细则》，香港金管局印发《粤港澳大湾区跨境理财通业务试点实施细则》。

内地监管机构发布的《实施细则》较2021年5月发布的《征求意见稿》有了进一步完善。包括将“北向通”投资品明确为“一级”至“三级”固定收益类、权益类公募理财产品；取消内地银行“3年以上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的经验”展业要求；明确内地银行可以和多家港澳银行合作；明确内地投资者可以在香港和澳门各开立1个“南向通”投资户。

香港金管局发布的《实施细则》明确了“南向通”投资品范畴和“北向通”投资者资质，以及香港银行展业条件。

销售银行和合作银行可以为投资者提供宏观经济、市场环境、行业板块、趋势走势以及一般财务资讯等信息。“北向通”内地销售银行可以派人参与香港银行举办的“北向通”推介会和研讨会；也可以为已开通“北向通”的客户提供本行研究报告（内容不应涉及个别产品），但不得跨境邀请、招揽客户和提供投资建议。“南向通”下内地合作银行还可以为内地投资者做开户见证，而无需前往港澳开户。

（作者：郭嘉沂、张梦）

2021年9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开展内地与香港债券市场互联互通南向合作的通知》发布，债券通“南向通”将于2021年9月24日上线，“南向通”的具体规则将另行制定。

从规则上看，“南向通”首批试点针对41家银行类金融机构，并兼容（R）QDII。托管方式上提供了“一级托管”和“多级托管”两个选择，境内托管清算银行首批仅中行、工行和中信银行获得试点资格。“南向通”制定了5000亿元年度总额度和200亿元每日额度。

“南向通”有助于提高香港债券市场中资债券的流动性，提升发行人发行中资离岸债的积极性。长期限债券发行规模较大折射出香港债券市场发债成本较低，机构拉长负债久期的意愿较强。

“南向通”补全了我国债券市场流出通道，使得股票和债券对外开放都做到了“有进有出”。“南向通”与银行自营投资并行，二者在短期内或可形成替代。未来倘若“南向通”合格投资者范畴拓展到非银金融机构和资管产品，并突破了QDII审批额度，“南向通”料将吸引更为可观跨境资金交易。此外债券市场双向开放有助于人民币汇率弹性提升。

（作者：郭嘉沂、何帆、张梦、顾怀宇）

2021年8月24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布《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四五”规划》（下称《规划》）。

上海区别于粤港澳大湾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的最大优势在于其实现了股票、债券、货币、外汇、商品期货、金融期货、黄金、保险、票据、信托等金融要素的集聚，也因此成为发展国际金融中心和离岸人民币市场的最佳区域。此外，上海在定价功能、支付结算和集中清算等领域也有突出表现。

上海以“全球资产管理中心、金融科技中心、国际绿色金融枢纽、人民币跨境使用枢纽、国际金融人才高地、金融营商环境高地”为发展目标。上海在争取定价权、发展资产管理业务、金融市场发展、金融产品创新、金融机构集聚、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肩负重担。此外，上海还将“在国家金融管理部门指导下，率先探索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实施路径”。

《规划》明确了金融机构的15项业务机遇，详情见文内。

2021年8月12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布《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发展“十四五”规划》（下称《规划》）。

上海浦东新区肩负着金融创新领域国内探路者的使命。深入外汇市场改革、发展离岸人民币交易是浦东新区区别于其他开放区域的特色之处。临港片区作为浦东新区的“排头兵”，未来会在这两个领域率先积累改革经验。

到2025年，离岸经济方面，临港新片区将“以资金自由流动为目标，进一步实施更有利于资金便利收付的跨境金融管理制度体系”。跨境交易方面，《规划》鼓励金融机构提供跨境人民币使用和跨境投融资等服务。贸易投资便利化方面，《规划》强调服务贸易领域的开放，并为加入CPTPP探路。科技和产业集聚方面，《规划》制定了“培育3个千亿级产业集群数量”等目标。

根据《规划》，金融机构可以为企业和非居民提供跨境发债、跨境投资并购、跨境资金集中运营、离岸转手买卖、跨境电商、供应链金融等服务，为科创企业提供投贷联动、股权投资等全过程特色综合金融支持。此外离岸业务也大有可为，商业银行需转变“对内”观念，注重全球化布局和离岸业务人才储备，并挖掘资产管理业务、资金托管业务以及FICC业务未来的发展机遇。

距离2020年6月1日国务院下发《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已近一年时间，最近一年海南在贸易、投资、金融、税收、航运、人员流动等领域均有政策落地。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由习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与上海临港新片区、粤港澳大湾区、北京自贸区并列为四大开放高地，在法律层级上海南略胜一筹。海南将于2025年前全岛封关。

税收是海南最大的开放亮点。海南目前已成为全国最低税率区域，2035年完成全部税改后，海南15%的企业所得税、不超过15%的个人所得税标准还要优于新加坡和中国香港。

从新加坡经验来看，第二产业升级是建设离岸金融中心不可或缺的要素。海南产业转型布局与新加坡存在重合之处，不同于新加坡的是，海南还提出重点发展数字经济、航天产业、清洁能源等产业。

未来海南将承接部分新加坡、中国香港转移的离岸业务，跨境支付结算、资金池和跨境融资、托管和资产管理等业务发展前景广阔。

2021年9月，IMF将对SDR篮子货币权重进行五年一度的审查。IMF此前对SDR篮子货币的审查标准包括出口占比、在官方外汇储备中的使用情况、在国际银行借贷中的使用情况、在国际债券发行中的使用情况、外汇即期和衍生品成交量、跨境支付以及贸易融资。

考察期2016到2020年间，中国大陆维持高出口份额，在国际储备、跨境支付中的使用增加，外汇市场成交量稳步攀升。然而人民币在国际债券发行和贸易融资中的使用回落，在银行国际借贷中的使用先降后升。以此推算，新一轮审查中人民币在SDR中的占比可能小幅回落到10.72%。

当前高利率背景下，人民币国际化当优先发展跨境投资属性，丰富离岸人民币可投资产品，同时以“一带一路”项目贷款和债券融资为支点，稳健促进人民币在国际融资中的应用。

在“十三五”规划收官、“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尽管面临着新冠疫情冲击和全球市场动荡，我国金融市场双向开放仍有序平稳推进。

随着未来个人境外投资渠道的进一步放宽，个人投资者在投资中要特别重视风险和收益的匹配问题。

本文系《中国外汇》杂志约稿，主要内容刊发在2020年11月下半月刊。

随着对外开放不断深入，我国参与CPTPP的讨论声渐起。无论加入与否，CPTPP的开放框架和规则体系对于我国改革开放具有借鉴意义。

CPTPP脱胎于TPP协定，尽管搁置了TPP中部分富有争议的条款，但仍保留了大部分高标准、高水平的开放规则，使其成为全球自由贸易协议的“标尺”。

除我国外，英国、韩国、泰国等经济体均表露出加入CPTPP的意愿，特朗普对TPP的态度也有所转圜；倘若拜登当选，美国重返CPTPP的可能性更大。

根据彼得森经济研究院和国内学者测算，倘若我国加入CPTPP协定，则我国经济增长、进出口、制造业就业和社会福利都将获得较大的正经济效应。分行业来看，出口中最受益的行业为电子、机械等耐用制造品；分地域来看，我国对外出口增长最快的是马来西亚和墨西哥，进口增长最多的则是日本和加拿大。 

我们详细对比了CPTPP框架与我国开放现状，以此作为我国短中期和中长期对外开放目标的参考。

短中期开放目标包括降低技术性贸易壁垒、扩大金融服务开放和一般性服务贸易、提高政府采购的透明度、提高卫生检验检疫标准、放松商务人员临时入境等。其中服务贸易（包含金融服务）的开放应当以负面清单管理为原则，除经济命脉相关的部门和机构外，尽量简化负面清单的内容。市场准入向国际标准靠拢，避免配额、业绩要求、专营服务等准入限制；此外不强制要求以“商业存在”的方式提供跨境服务。政府采购需在招标文件中明示资质要求和评估筛选标准。

中长期开放目标包括推动关税的全面减降以及扩大区域零关税试点，对标国际标准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尽量减免对国有企业的非商业援助。投资方面需降低任何形式的业绩要求，执行“待遇最低标准”以及保障资金自由转移。

CPTPP自TPP中搁置了22项条款，涉及知识产权保护、外商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金融服务最低待遇标准、打破邮政垄断和快递补贴等，有可能成为未来中美双边经贸谈判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