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受疫情蔓延影响，海外多国央行先后降息甚至推出宽松货币政策。这意味着，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全球商业银行或许将再次经受降息周期、低利率乃至零利率环境的经营挑战。尤其是，2008年以来，全球商业银行已经连续多年位于低利率环境下，并且面临着更为严格的金融监管要求（如更高的资本充足率、流动性指标要求等）。这一次，挑战会更加严峻吗？

那么，自2008年以来，海外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和业务结构已经发生了哪些变化？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监管改革，对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造成了哪些不可逆的改变？本文主要以美国和欧元区的商业银行为考察对象。

考虑到目前我国的政策利率已降至历史最低水平，这项研究对我国应该具有前瞻性的借鉴意义。

一、当前我国利率水平处于历史低位

我国商业银行已经步入历史性的低利率经营环境。2月份以来，我国市场利率快速下行，3月9日，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下探至2.52%的历史低位，3月份10年期国债利率中枢仅为2.66%左右。从政策利率来看，2月13日，7天逆回购利率下调10bp至2.40%；3月20日，1年期LPR最新报价为4.05%，自2018年7月改革以来，LPR已经累计下调26bp，预计随着LPR改革的推进，LPR仍将进一步下调。

2008年以来，海外商业银行已连续多年位于低利率环境下，本次疫情或标志着全球商业银行再次面临低利率甚至零利率的挑战。本次疫情发生后，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快速下行，不断创下历史新低，3月9日，一度低至0.54%；德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自2019年已经步入负利率时代，近期负利率程度进一步加深，同日，创下-0.85%的新低。

为对冲新冠疫情的影响，多家海外央行降息或推出宽松政策应对。其中，美联储在3月6日降息50bp 之后，又在3月16日将联邦基金目标利率区间进一步降至0至25bp，同时宣布重启QE，此后推出多项流动性支持工具，3月23日，进一步宣布购买投资级企业债和债券ETF；欧央行3月12日的议息会议虽然将存款便利利率、再融资利率和边际贷款便利利率分别维持在-0.50%、0%和0.25%不变，但推出了包括增加长期再融资规模、第三阶段TLTRO操作适用更低利率和扩大QE规模在内的一揽子宽松政策组合，3月18日进一步宣布7500亿欧元紧急资产购买计划。

二、低利率环境下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和收入结构调整

1、资产负债结构的调整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在低利率环境下，美欧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结构进行了以下调整：从资产结构来看，银行将资产配置由贷款向交易性资产（trading book）转移，以获得更高投资收益和手续费收入；从负债结构来看，在低利率环境下，银行更为依赖存款和长期负债，减少了短期浮动利息的负债（Brei等，2019）。

从美国和欧洲银行业的资产结构调整来看，2008年以后，二者均出现了资产结构中贷款占比下降、证券投资占比提升的趋势。其中， 2007年至2012年，美国商业银行总资产中的贷款占比自60%下降至52%；2007年至2012年，欧洲商业银行的总资产中的贷款（不包括对货币金融机构贷款）占比自51%下降至47%。此后，随着美联储自2014年10月开始退出QE并进入加息周期，美国商业银行的贷款占比逐步提升，至2018年末，贷款占比提升至56%，提高了4个百分点，占比仍略低于2008年金融危机前（以下简称“危机前”）水平；而欧洲商业银行的贷款（不包括对货币金融机构贷款）增速长期保持在-4%-5%的较低水平，到2019年末，贷款（不包括对货币金融机构贷款）占比提升至51%，也提高了4个百分点。

此外，从不同规模美国商业银行的资产结构调整来看，2008年以后，资产超过2500亿美元的大型银行的资产结构调整幅度最大，从2007年至2014年，贷款占比自52%下降至44%，在加息周期中有小幅反弹，但基本维持在47%左右，仍低于危机之前的水平；相比而言，美国中小银行的贷款占比变化很小，2018年末贷款的占比已基本恢复至危机前水平。不同规模商业银行资产结构的调整存在差异，可能与其受到的监管要求不同有关（详见下文）。

从负债结构调整来看，美国商业银行的负债结构调整更为明显，在低利率环境下，美国商业银行的存款占比由2007年的72%提升至2013年的86%左右，并且在加息周期开启后，其存款占比仍保持在86%以上；与之相对，美国商业银行的拆入资金和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等短期融资的占比由7%下降至2%左右;相较而言，欧洲商业银行的负债结构调整相对较小，2008年至2014年，来自货币金融机构（包括央行和商业银行）的存款占比由19%下降至16%，存款占比保持在60%左右的水平，2014年之后，存款占比小幅提升至64%左右。

不过，应当指出的是，美国商业银行的存款结构中，包括了支付较高利息的货币基金存款账户（MMDA）和大额存单（CD）等，2008年至2015年，储蓄存款（包括MMDA）在银行存款中占比由54%提升至71%，并保持在这一水平；在低利率时期，MMDA账户支付的利率与货币基金收益大体相当（2013年-2015年，二者均在0.1%左右），同时前者可以享受存款保险保护，储蓄存款的规模大幅增长，从2008年到2018年，储蓄存款规模增长了133%。

2、收入结构的调整

与资产负债结构的调整相对应，商业银行的业务结构进行了以下调整。在低利率环境下，银行倾向于从生息业务（interest-generating）向中间业务（fee-generating）和交易业务（trading business lines）转移（Brei等，2019）。从中间业务来看，低利率环境下，客户对专业资产管理的需求也会提升，这也有利于商业银行获取手续费收入。从交易业务来看，利率下行周期，商业银行持有的资产组合估值上升；但是，在长期低利率的环境下，估值上升对商业银行投资收益的影响不具有可持续性，除非商业银行扩大投资规模或加强交易。这种业务结构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对冲低利率对商业银行息差收入的负面影响（请见下文）。

上述调整反映在商业银行的收入结构中，体现为商业银行的息差收入占比下降、非息收入占比提升。从美国商业银行的收入结构来看，商业银行息差收入在营业收入中的占比自2007年的76%最低下降至65%左右，到2018年末恢复至71%左右；从欧洲商业银行的收入结构来看，商业银行息差收入在营业收入中的占比自2009年的67%左右小幅下降1-2个百分点。

3、低利率环境对银行盈利的影响

长期的低利率环境对商业银行净息差存在负面影响(Borio 等，2017；Claessens 等，2017)。低利率对净息差的影响通过两种渠道进行传导：一是重定价滞后效应，即贷款和存款利率对市场利率的敏感度和调整速度存在滞后，低利率环境下，贷款利率的调整会先于存款利率，对于有较多融资选择的客户，银行会下调贷款利率，这对银行净息差存在负面影响；二是零售存款的财富效应，存款利率会随着市场利率下行而下调，但存款利率的下调幅度，通常小于市场利率的幅度，这也会压缩银行的净息差。

从美国和欧洲银行业的净息差来看，美国商业银行的净息差从2010年高点的3.69%下降至2014年的3.12%，此后逐步回升，到2018年，美国银行业的净息差为3.48%，已经高于2007年水平；欧洲银行业的净息差水平波动较小，自2009年的高点1.35%小幅下降，此后长期处于1.30%左右的较低水平。

此外，从低利率对不同规模商业银行的影响来看，美国大中型银行的净息差在低利率期间压缩的比例更高，资产超过2500亿美元和资产100-2500亿美元的银行净息差从高点到低点分别下降68bp和101bp，高于规模更小的银行。这可能与大型银行资产端对客户的议价能力更弱、金融市场利率下降更快有关。

那么，商业银行对资产负债和业务结构的调整，是否可以完全对冲息差收入下降的负面影响呢？

从历史数据来看，整体而言，低利率对商业银行的盈利存在负面影响。Borio 等（2017）在对1995-2012年之间14个发达经济体的109家大型银行研究后发现，较低的短期利率和平坦的收益率曲线对商业银行的盈利水平（ROA）存在负面影响；而且，利率水平越低、曲线越平坦，这种负面影响就越强。Claessens 等（2017）对2005-2013年之间47个国家的3385家商业银行的大样本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即低利率对商业银行的净息差和盈利水平（ROA）存在负面影响；同时，文章还发现，低利率持续的时间越长，负面影响就越大。也就是说，在利率环境下，尽管商业银行通过调整资产负债和业务结构，提高非息收入占比，仅仅可以部分缓冲利息收入下降的影响，但无法整体上改变低利率环境对商业银行负面影响的趋势。

从美国和欧洲银行业的ROA来看，2007年之前，美国银行业ROA超过1%，在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银行业由亏损逐步转为盈利，自2013年以后的大多数年份，已基本稳定在1%左右的水平；相比之下，2008年之后，欧洲银行业的ROA水平在亏损附近徘徊的时间更长，自2013年开始，盈利水平逐步提升，但到2018年末，ROA仍仅有0.43%。

二、2008年后金融监管改革对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的影响

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结构受到利率周期的影响明显：在降息周期，商业银行的资产结构中贷款占比下降、负债结构中存款占比上升；在降息周期结束、加息周期开启后，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结构会反向调整。

2008年以后，美国银行业经历了一轮较为完整的降息和加息周期，但是，从不同规模的银行来看，大型银行的资产负债结构并未重新回到危机前。这与2008年金融危机后，国际监管组织推动的金融监管改革有关。相较于利率周期的影响，监管规则对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结构造成了更加不可逆的改变。

2008年金融危机后，巴塞尔委员会等国际监管组织对银行业提出了更为严格的监管要求。这些要求对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

一是更高的资本充足率要求，这要求商业银行的资产结构向“轻资产、轻资本”的方向调整。尤其是对于系统重要性银行，巴塞尔委员会提出更高的资本充足率、杆杠率、TLAC和流动性监管指标等要求，上述要求降低了银行经营的杠杆率，并且在资产结构方面，促使商业银行提升对低资本占用、高流动性品种的配置，这些资产的信用风险较低、但收益率通常也较低。从前文分析的各类资产来看，这意味着大型银行为了降低资本占用、更好满足流动性监管指标要求，会提高证券投资、尤其是提升国债等低风险、高流动性债券的配置，相应地减少贷款占比。反映在美国大型商业银行的报表上，加息周期开启后，其贷款占比虽然有所提升，但仍低于2008年之前的水平。

二是更高的流动性指标要求，要求商业银行资产端提升合格流动性资产占比、负债端提升稳定负债占比。2008年之后，巴塞尔委员会提出了LCR和NSFR等流动性指标。为了满足流动性指标要求，从资产端来看，商业银行要提高合格优质流动性资产的占比，这些资产主要包括易变现的现金类资产、国债、高等级信用债等。由于合格优质流动性资产的信用风险通常较低，流动性监管指标对于商业银行资产端的影响，与资本充足率存在一致性。从负债端来看，商业银行要提高稳定负债的占比，稳定负债主要包括零售负债（个人和小微企业存款）、长期负债等。反映在美国银行业的报表上，进入加息周期，美国商业银行的负债端，仍保持着较高的存款占比。从存款/总资产指标来看，从2007年到2018年，美国大中型银行的存款占比大幅提升，美国资产超过2500亿美元和资产100-2500亿美元的银行的上述指标分别从63%和60%提升至77%和76%。

整体而言，金融监管指标对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的影响，体现为资产端提升低风险、高流动性的资产占比，负债端提升存款和长期负债占比。这与商业银行在低利率周期，为了对冲利率下行风险所进行的调整方向较为一致。由于金融监管改革的影响，在利率上行周期，商业银行的报表结构虽然反向调整，但无法完全“回到从前”。

站在当前的时点上，相较于2008年，美国银行业的资产负债结构变化明显，尤其是大中型银行拥有了一张更为稳健的资产负债表——资产端的低风险、高流动性资产占比更高，负债端存款占比大幅提升，资本充足率提升；相比而言，欧洲银行业在2008年之后，资产负债表的调整幅度较小，资产负债表结构变化不大，但资本充足率水平较2008年有所上升。

参考文献：

1.Brei, M., C. Borio and L. Gambacorta, Bankintermediation activity in a low interest rate environment, BIS workingpaper,2019.

2.Borio, C., L. Gambacorta and B. Hofmann,The Influence  of monetary policy on bank profitability”,International Finance, 2017, vol 20, 48–63.

3.Claessens, S., N. Coleman and M. Donnelly ,Low-For-Long’Interest Rates and Banks’ Interest Margins and Profitability: Cross-countryEvidence, Journal of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2017,vol 35,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