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6日，美国财政部指控中国汇率操纵，为1994年以来首次，境外美元兑人民币冲高后回落。受央行离岸即将发行央票影响，境内外美元兑人民币止升。

2016年起美国财政部将汇率操纵的认定方法量化，中国并不符合汇率操纵的全部标准。然而正如最新一期美联储汇率半年报中所言，“汇率偏差”成为人民币汇率“原罪”，汇率操纵则作为中美贸易博弈的筹码。

历史上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和中国曾被指控汇率操纵。从历史经验看，相关经济体被指控期间双边贸易失衡一定程度收敛，同时伴随外汇市场改革和资本账户自由化；被指控期间经济体汇率变动方向并无明显规律。 

汇率操纵相关制裁措施需经双方沟通一年后实施，需关注特朗普借汇率操纵额外加征关税或签署行政命令。面对汇率操纵指控，人民币汇率需坚持市场化波动，扩大汇率弹性，同时完善外汇市场化改革。

美国财政部、汇率操纵

北京时间2019年8月6日，美元兑人民币汇率破位隔日，美国财政部指控中国汇率操纵。消息公布后，境外美元兑人民币冲高后回落，随后中国央行宣布将于8月14日发行离岸央票，境内外人民币相对美元升值，分别站稳在7.03和7.06。美元指数反弹，日元兑美元、贵金属回调。

一、汇率操纵认定标准

“汇率操纵”最早出现于1930年代大萧条时期，美国指责英镑过度低估。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美元指数在1980到1985年间升值逾190%，成为美国监督和敦促其贸易伙伴经济体汇率升值以及资本开放的最初动机。1985年广场协议迫使日元和德国马克升值，化解了美元飙升的燃眉之急，美国随即“盯上”其他贸易伙伴。美国财政部自1988年起每半年评估其合作伙伴是否存在汇率操纵，期间汇率操纵的认定标准经历了前后两个阶段变化。

第一阶段，遵循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The Omnibus Trade andCompetitiveness Act of 1988），美国财政部在判断汇率操纵时考虑两个因素：一是具有较大的经常账户盈余，二是同美国存在大规模双边贸易顺差。

第二阶段，遵循《2015贸易便利与贸易执法法》（Trade Facilitation and TradeEnforcement Act of 2015），美国财政部自2016年起将汇率操纵认定标准进行量化，分别是：（1）该经济体与美国的双边贸易顺差大于200亿美元；（2）该经济体经常账户顺差占GDP比重高于3%；（3）该经济体持续向一个方向干预本币汇率，所购买的外币量占GDP的比重大于2%。三个标准的优先级为“双边贸易顺差>持续外汇干预>多边贸易顺差”。2019年5月，美国财政部又对部分标准进行修改，将双边贸易顺差、外汇干预两条标准加严，同时拓展了贸易伙伴评估范围（见图表 1）。

一般而言，倘若贸易伙伴符合全部三个标准，则被认定汇率操纵；倘若满足两个标准，则列入观察名单，名单一经列入，至少保持两期报告；倘若仅满足一个标准，理论上移除观察名单；但若与美国双边贸易失衡规模极大，则也会保留在观察名单（例如中国）。

中国并不符合汇率操纵的全部标准（见图表 2）。然而我们在《兴业研究汇率报告：虽无“汇率操纵”，关注“汇率偏差”——评美国财政部汇率半年报（2019H1）20190529》中就指出，最新一期汇率半年报美国财政部明确提出“对中国汇率制度表示担忧，尤其是考虑到人民币相对于美元的汇率偏离和低估（misalignmentand undervaluation），敦促中国采取必要措施，以避免货币持续贬值”。换言之，当前美国刻意模糊“汇率操纵”认定标准，以给中国贴上“汇率操纵”标签作为贸易谈判的重要筹码。

二、谁曾被指控汇率操纵？

1988年至1994年间，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和中国均曾被指控汇率操纵，1994年后再未有任何经济体被纳入汇率操纵。针对汇率操纵经济体，美国财政部提出的诉求集中于缩窄对美顺差、完善汇率制度安排和避免汇率贬值。

我们分别统计被指控后各经济体相对美元汇率变动、双边货物贸易顺差变动以及资本开放和金融自由化进展。结果如图表 5所示：

首先，仅考虑被指控期间，汇率升值行情并不显著。但倘若考虑“汇率操纵”指控前双方磋商谈判，日元在广场协议期间升值逾30%，而美韩自1986年开始磋商，1987年韩国同意IMF就美韩汇率纠纷进行仲裁，仲裁结果建议韩元升值并放开外汇管制，直接导致韩元升值8%（见图表 5）。

其次，被指控期间韩美贸易货物顺差大幅收窄，中国台湾对美货物贸易顺差占比在1987到1993年间回落，双边贸易失衡状况有所缓解。

最后，外汇市场改革和资本账户开放是最有效的应对汇率操纵措施。日本大胆的金融自由化改革、韩国启用市场平均汇率制度以及中国1994年汇率并轨改革均促使其免除汇率操纵指控。